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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起源地是怎样发现和论证的  

2015-12-29 11:12:36|  分类: 母语乡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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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康宁                     

粤语起源地是怎样发现和论证的 - 珠江文化 - 珠江文化博客

  

粤语起源地,是关系到其历史定位的重要课题,又是关系到广府文化历史定位的重要课题。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参与《广东省志·方言志》的编撰工作,对粤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分布格局进行全面考察,发现粤语起源于汉朝的岭南文化中心广信,即今天的梧州和封开;90年代中叶以来,笔者将这一发现提交珠江文化研究会有关论坛进行多次论证,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学术成果。本文将发现和论证的方法及其依据作一梳理,以请教于各位方家。

一、从音韵的活化石考察粤语形成的年代与地域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一文中说:“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1]可见就汉语来说,变化最大的是语音方面,其变化是有规律的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在共同语中已经消失的音韵,却在某种方言中保存下来,成为活化石。在梧州和封开的粤语中,就发现这样的活化石。根据汉语语音演变规律来分析这些活化石所提供的信息,便可考粤语起源和发展的轨迹

第一个活化石是全浊音声母。音韵学将声母的发音方法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等全浊音指发音时声带振动的塞音例如隋初《切韵》音系中的“並[b]”、“定[d]”、“群[g]”、“从[dz]”等母这些全浊音今天普通话中已经演变为清音,音韵学称之为“浊音清化”。在梧州、封开及其周边地区的粤语中,仍然保存着部分全浊音,尤其是在罗董等镇,不但保存着“並[b]”、“定[d]”、“群[g]”三个全浊音,而且《切韵》音系中属于清的“帮”、“端”、“见”三母也发全浊音,並”、“定”、“群”三母合流,在汉语方言中十分罕见。

对于北方汉语“浊音清化”的原因陈其光教授在《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一文中论述:“汉语北部方言的全浊声母清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规律起作用外,与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影响有关。唐以后,辽、金、元、清相继崛起,长期统治中国的东北、华北甚至全国,元、清还建都于北京。以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为母语的民族大批内迁,广布东北、华北,其中许多人后来汉化,转操汉语或兼通汉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分属蒙古语族或满—通古斯语族。这两个语族诸语言的辅音音位中,塞音、塞擦音都是清不送气与清送气对立,缺少浊音;擦音一般也是有清无浊。我们知道,母语的发音习惯是很顽强的。人们自发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对于母语中没有的音,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近似的音代替,或者干脆取消。例如汉族学习初学英语时,往往把英语的b读成汉语的p。维吾尔族学生初学汉语时,往往没有声调区别。操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人转操汉语时,很容易把并母和帮母、从母和精母、邪母和心母等合并为一个音。这样,中古的全浊声母就在这些人的口语中合并到清音中去了。因为他们人数不少,是统治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汉人也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发音也会影响汉人,因此北方汉语,包括汉人和内迁的少数民族说的汉语,中古以后全浊声母就清化了。”[2]

回顾历史,北方汉语受外来语言影响冲击主要发生于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东晋后魏)至南北朝。《隋书》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3]后魏统治者是鲜卑人,这里的“夷语”就是鲜卑语。作为统治民族的母语,鲜卑语无疑拥有政治上的强势后魏将当时中原的共同语——雅言定为“国语”之后,这种“国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鲜卑语的色彩陈其光教授所论述的是第二个时期。“浊音清化”是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既然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影响可以导致中原汉语“浊音清化”,鲜卑语的影响也就可以导致中原汉语“浊音弱化”,《切韵》音系所记录的正是“浊音弱化”之后的面貌陆志韦先生在《古音说略》中对《广韵》的声母在《说文》谐声中的通转的次数作详细统计,根据他的数据,全浊与全清通谐的多,与次清通谐的少。应该说,在《切韵》时代,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才会跟不送气的清音通谐的多。[4]根据上述分析进一步追溯,在后魏之前的中原雅言音系中,所有同部位的不送气声母,包括“帮与“並”与“定”见”与“群”等,应是合流的,均发全浊音,也就是说,只有清浊对立,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今天罗董粤语中的全浊音就是这一情况的存留

第二和第三个活化石是“轻唇归重唇”和“舌上归舌头”。所谓轻唇音,即《切韵》音系中的“非”、“敷”、“奉”、“微”一组字母,与重唇音“帮”、“滂”、“並”、“明”一组字母是严格分开的;所谓舌上音,即《切韵》音系中的“知”、“彻”、“澄”、“娘”一组字母,与舌头音“端”、“透”、“定”、“泥”一组字母是严格分开的。清代学者钱大昕根据上古文字材料中重唇音和轻唇音相通,因而得出结论:“凡轻唇之音,古皆读为重唇。”他又发现:“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5]也就是说,汉朝及以前的雅言音系中没有轻唇和舌上音,“非”组字均发为“帮”组,“知”组字均发为“端”组,这一结论已经成为音韵学界的共识。在封开南丰等镇的粤语中,“非”组部分字发p、p‘、m声母,保存汉朝雅言音系“轻唇归重唇”的特点;“知”、“彻”、“澄”部分字发t声母,保存汉朝雅言音系“舌上归舌头”的特点。

“轻唇归重唇”和“舌上归舌头”作为两种语现象,在中原及北方汉语中早已消失,在南方的汉语方言中也十分罕见。在梧州、封开以外的粤语区中,仅有南海沙头话组部分字读如与南丰接近(具体原因下节再述);但“知”组字与其他粤语区一致,仅有极个别如“啄”读如“端”组,其余 “与照、穿、床无别”,发平舌音或舌叶音。正因为这样,南丰粤语所保存的“轻唇归重唇”和“舌上归舌头”两种语言现象显得十分特殊,从它们可以窥见汉代雅言的某些面貌。比如,东汉末年广信人牟子做《理惑论》时,首先将梵语buddha(觉者)音译为“佛”,沿用至今。“佛”在《切韵》为奉母,臻摄合口三等韵,入声;而东汉时“轻唇归重唇”,奉母字读如定母,所以当时“佛”读为bat,与梵文读音基本一致。今南丰粤语读为pat,保存着汉代雅言“轻唇归重唇”的特点和塞音韵尾郑张尚芳先生说过:“佛经东汉开始翻译,所以至少可知道东汉读音。”[6]南丰粤语中的“佛[pat]”字就是东汉雅言读音的存留

在梧州、封开粤语音系中,还有其他古音韵的活化石,如严格区分尖团音,保存唇鼻音韵尾,保存一整套塞音韵尾,保存入声等。不过,这些情况在粤语中普遍存在,并非梧州、封开粤语所独有,且年代靠后,因此本文暂不展开论述。

李如龙教授在《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汉语使用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历史上人口迁徙频仍,因而形成了品种繁多、差异显著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共同语或方言分化出来的在形成的过程中许多都和原住民发生过语言的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不同时代书面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在边界和域外又和外国语言发生过交流所有这些都无不在方言语音、词汇乃至语法上留下诸多印记。[7]上述古音韵活化石就是汉朝共同语——雅言留下的印记,这是在粤语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共同语印记。由此推断粤语是从汉朝雅言中分化出来,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语言而形成的。当时的交趾刺史部(后改为交州)所在地广信是雅言在岭南最早的传播地,又是雅言与岭南土著居民语言融合的始发地,因此是粤语的起源地。

二、从广信文化的史实探析粤语形成的缘起与过程

曾经有人将某些汉语方言保存古音较多的原因归结于闭塞,梧州、封开的情况正好相反,这里曾经是岭南最开放、接受外来语言文化影响最多最快的地区。秦朝开通灵渠和潇贺古道,地处漓江、贺江与西江交汇的苍梧便成为接收中原文化的窗口;汉武帝以苍梧郡治广信为交趾刺史部治所,又派遣使者从徐闻、合浦启航,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信便成为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枢纽。笔者曾对粤桂交界的粤语作过考察,发现北流江流域的藤县、岑溪、容县、北流,南流江流域的玉林,以及南江——鉴江流域的郁南平台话、化州下江话、吴川吴阳话中,都保存着全浊声母b、d,跟罗董的情况相近;贺州本地话保存着全浊音声母d,怀集下坊话清塞音声母p、t和清塞擦音声母ts在圆唇元音前发为全浊音b、d和dz,是古全浊音的残留。将这些方言点串连起来,我们便可找到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轨迹。这些方言点的全浊音不及罗董粤语那么完整,正好说明广信是海陆丝绸之路交会的枢纽,当时汉族移民主要聚居地。

罗香林先生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指出:“由两汉至南北朝为广东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我们知道,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中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8]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经学便成为中原学术思想的主体,传入广信的中原学术思想同样如此。当时广信的几位文化名人,如陈钦、陈元、士燮都是经学家,他们往返于京城与广信之间,将中原经学的研究成果带回广信,推动广信的学术文化不断发展。陈钦世居广信,幼年熟习五经,才华出众,汉成帝时举贤良方正,不久赴京城,任“五经博士”,封奉德侯著有《陈氏春秋》。陈钦之子陈元,从小传习父业,东汉初任议郎、南阁祭酒,并在洛阳教授生徒,传春秋左氏学,晚年告病还乡。士燮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新朝末年为避乱而移居广信,年轻时随颍川人刘陶习《左氏春秋》,被举茂才,任巫县令,任交趾太守。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曹操以朝廷名义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总督交州七郡。士燮体器宽厚,礼贤下士,在他治理下,岭南各郡保持安定,吸引数以百计的中原学者前来依附他们著书立传,开馆授徒,造就岭南经学空前繁荣的局面。儒家从孔子起就“诗书执礼皆雅言”[9]经学的传播,必然促进雅言的传播。

在汉朝广信经学家中,值得一提还有刘熙。他又称刘熹北海(今山东昌乐)人,曾任南安太守建安年间移居岭南,“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10],后来成为名儒的薛综、程秉、许慈都是他的门生。刘熙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而且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其《释名》是我国重要的训诂著作。参与审定《切韵》音系的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将它与许慎的《说文解字》并提,予以很高评价: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畀,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11]这段论述表明,汉朝学者已经注意到各地语言差异,但先前的训诂著作包括扬雄的《方言》都是只考察词语是否合乎规范,没有考察读音是否符合标准音刘熙的《释名》始以“譬况假借来验证字音考求音义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对于雅言标准音的确立与推广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语言学家,刘熙在传授经学时,当然传授雅言的标准音;其门生在学习经学时,也就掌握了雅言的标准音本文上节提到,今天南海沙头话组部分字读如保存东汉之前雅言音系“轻唇归重唇”的特点在整个粤语区中仅有南海沙头与封开南丰存在这种现象,应系刘熙“往来苍梧南海”传授经学同时传授雅言标准音的见证。

汉朝的广信不仅是接收中原文化的窗口,同时也是接收外来文化的窗口。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传播广信。建安年间,广信学者牟子在这里写出中国第一篇佛学著作——《理惑论》。牟子原是儒生,博览经传,兼研《老子》,推崇其“绝圣弃智,修身保真”的思想。苍梧太守刘曜闻其守学,谒请出仕,他坚辞不就。后接触佛教,即感其魅力。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他一方面引证《老子》来讲解佛教,另一方面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理惑论》糅合了儒、道、佛各家学说,开中国“三教合一”之先河,也是开佛教中国化之先河。牟子在语言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首先将梵语buddha(觉者)音译为雅言中的“佛[bat]”,这种来自印度的宗教也就有了一个古今沿用的名称——“佛教”。

在广信学者传播经学、推广雅言之时,那里的土著居民日常交际所使用的仍然是百越语。百越”是史书对“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12]土著居民的泛称,“百越语”(越语)也是今人对这一带土著居民语言的泛称,并非一种语言或一个语族。刘熙的学生薛宗曾对岭南土著居民的语言习俗做过考察,在一篇文章中记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13]可见这些土著部落语言千差万别没有约定俗成的共同语。相比之下,通过学书粗知”的雅言拥有较大的优势,逐步为越来越多土著居民所接受。徐通锵先生指出:要实现语言的统一,主要是通过语言间的竞争,其中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另一种或几种语言成为人们的共同交际工具。这种竞争过程,一般称之为语言的融合。它始自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经过双语或多语的阶段,最后其中一种语言胜出,保留自己的音系结构、语法构造和基本语汇,并且按照其本身的发展规律继续发展;而参与竞争的其他语言,由于本民族的人民放弃使用,就逐渐消亡。这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基本公式。”[14]雅言与百越语的融合正是如此,首先是雅言通过经学的传播逐步普及,并从“诗书执礼”扩展到土著居民日常语言交际形成双语现象:在部落内说百越语,对外交际时说雅言,由于两种语言交错使用、相互影响,使雅言在语音、语序上都有百越语色彩同时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但其音系结构、语法构造和基本语汇保持不变。随着广信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有百越语色彩的雅言逐步整合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成为汉越民族的通用语,这就是早期的粤语。语言整合要经历几代人才能完成,而广信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历史长达三个世纪,足以完成这次整合。

三、粤语起源地及其发展历史长河的两条重要支流 

粤语起源之时,主要通行于广信一带,使用人口不多。然而,正如珠江“源出马雄之后,便“汇北盘于蔗香,合融柳于石龙,迎邕郁于桂平,接漓江于梧州”,“更会北东二江,锦织三角河网[15]乃形成为中国第三大河流;粤语起源之后,也汇集了众多支流,乃形成为汉语第三大方言。本节对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支流略作探讨。

第一条支流来自东晋南朝的移民潮。“五胡乱华”之后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中原,那里的汉人纷纷南迁。据有关资料,东汉末年交州总人口还不足200万,而六朝时期迁入的汉族移民就达250万[16]其中有不少望族举家南迁,落脚于粤桂交界土著聚居之地,以儒家礼仪之道教化土著居民,从而树立威望,雄踞一方具影响力的是泷州高凉钦州宁氏三大家族陈氏家族原居住于颍川郡鄢陵(今河南鄢陵)。梁,族人陈法念举家迁至泷州(今罗定),“以孝义教化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17],土著居民推举为酋长并先后授新州(今新兴)、石州(今郁南)刺史,与稍后迁入的苍梧(今梧州)陈坦、康州(今德庆)陈预、勤州(今云浮富林)颍川陈氏族人相互照应,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冯氏原是北燕皇族,其地被北魏占领而南迁。梁族人冯融罗州(今化州)刺史,“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诵日闻。[18]子冯宝二十岁考取功名,授高凉(今高州良德)太守娶当地土著首领冼氏之女,她就是享誉古今的冼夫人。作为部落十余万家首领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19],对汉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宁氏家族原居住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南朝宋泰始年间举族南迁。梁朝,族人宁逵被敕封为南定州(今桂平)刺史;陈朝,改任安州(今钦州)刺史,乃定居钦江流域。宁氏家族“克承诗礼之风[20]对土著居民“修其教不易其俗”,取得他们的拥戴,成为世袭酋帅。随着汉文化逐步为粤桂交界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土著居民所接受,这一带的汉越语言也就逐步融合。这次语言融合仍然沿袭“广信模式”,即带有百越语色彩的雅言逐步整合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在今天粤桂交界地区的粤语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次语言融合留下的印记。例如通行于罗定素龙、围底、罗平、华石、太平等镇的能古话字不送气,带浊音气流,跟封开罗董话接近;而清音跟罗董话不同,这是南北朝中原雅言音系的遗存,是泷州陈氏家族传播雅言、促进汉越语言融合的见证

第二条支流来自唐宋时期的珠玑巷。开元年间张九龄主持开凿了大庾岭路自此之后,大庾岭路成为最便利的南北通衢其南面便形成一个来往商旅集散地,称为敬宗巷宝历年间改名珠玑巷。珠玑巷兴旺之后,吸引众多南迁的移民定居于此,有的经历数代,后因珠玑巷人口越来越多,才有组织有目标地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宋绍兴年间以罗贵为首的珠玑巷36姓97户南迁罗贵的先祖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北宋初年,族人罗瑰彦环)因佐宋太祖开国有功,授御前干办,后升至彰德军节度开宝二年(969年)自动放弃兵权,以散官就第,迁至珠玑巷沙水村定居,至罗贵已历据有关族谱记述:“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21]他们抵达冈州今新会)后,以罗贵落脚的良溪(当时称为“蓢底”)为中心,修渠造田,安居繁衍,开枝散叶,形成一个新的移民群体。据有关资料,仅两宋时期,类似这样的集体迁移有上百批次这些移民对珠玑巷有一种特殊情怀,称之为“祖宗故居”他们也就把自己在珠玑巷时所使用的语言看作“祖宗言”。

那么,唐宋时期珠玑巷通行的是什么语言?笔者研究发现,一种以“南楚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方言“南楚方言”见于东汉杨雄《方言》一书,指当时通行于豫章郡今江西)一带的方言。珠玑巷地古属豫章郡,罗贵的先祖就是豫章人,因此使用的是南楚方言唐宋时期,珠玑巷聚集了来自各方的移民移民的多元化必然导致语言的多元化,除了南楚方言,还有来自吴、闽、赣各地方言。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整合,逐步形成以南楚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珠玑巷方言”这种“珠玑巷方言”在今天珠玑巷已经荡然无存,而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地的“四邑话”中可以找到某些碎片。例如:四邑话的端”、“透”“定”母字发喉塞音?喉擦音h“精邪”母字发舌尖塞音,闽西北的泰宁、建宁赣东黎川、南城、广昌一带的方言情况相似;四邑话没有撮口呼韵母遇合三读为i或ui,山合三读为un或u?t赣东黎川方言情况相似;四邑话的舌根鼻音韵尾弱化,en没有相对应的舌根鼻音韵母吴语也有这种情况。[22]上述闽、赣、吴语的因素大都见于这些方言区的边远地带,不可能直接影响四邑地区的粤语,这些碎片应出自唐宋时期珠玑巷方言。由此推断,在珠玑巷移民进入珠江三角洲时,形成于广信的粤语已经在那里普遍通行,出于扎根发展的需要,他们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粤语,同时又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沿用原有的方言。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方言最终融入粤语,使这一带的粤语发生某些变异而形成一支方言——四邑话。此外,番禺、顺德、增城新兴等地的粤语的声韵调中,也可发现唐宋时期珠玑巷方言某些因素,例如:顺德龙江将舌尖送气塞音声母发为喉擦音,顺德大良、番禺市桥及新兴的舌根鼻音和舌根塞音韵母读为舌尖鼻音和舌尖塞音韵母,增城没有撮口呼,新兴舌根鼻音韵尾弱化这些都是珠玑巷方言融入当地粤语而留下的印记

综上所述,粤语最初是从中原移民传入广信的汉朝雅言中分化出来,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语言而形成的;形成之后,继续吸收不同时期共同语及不同地域方言的成分它们都是粤语发展历史长河的支流。这些支流,尤其是上述两支,对粤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每条支流都有各自的起点,然而,正如北盘江及等支流的起点不可以称作“珠江源”一样,粤语各支流的起点也不可以称作“粤语起源地”,粤语起源地是广信。

 

注释:

[1]吕叔湘:《语文常谈》第6篇《古今言殊》。

[2]陈其光《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1999.4。 

[3]《隋书》卷二三《经籍志》。

[4]见李如龙教授访谈录之三: 中古音与语音史》,汉语专业教学网

[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6]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访音韵学家郑张尚芳》,光明日报

[7]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语文研究》2000.2

[8]《书林》第一卷第三期。

[9]《论语》述而篇第七。

[10]《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七。

[11]颜之推:《颜氏家训》十八《音辞》。

[12]《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

[13]薛宗《上疏请选交州刺史》《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

[14]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258页。

[15]《珠江源碑记》。

[16]刘希为、刘盘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1.1

[17]民国《罗定县志》。

[18]《广东通志》列传一《冯融传》。

[19]《隋书》卷八十列传·谯国夫人》。

[20]《宁道务墓志》。

[21]曾昭璇、张永钊、曾宪纬、曾宪珊:《珠玑巷宋代居民罗贵南迁事件》,《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172页。

[22]参看笔者《珠玑巷移民史探析四邑话的源流》,《良溪——“后珠玑巷”》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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